延伸的大学课堂：田野研究里的育人实践

研究，大学之外的课堂

近年来，《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与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都指向一个核心判断：乡村发展的关键要素，已从土地、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转向人才的引入与集聚——尤其是那些能够将新知识、数字工具、创新实践与地方发展需求有机结合的青年一代。

然而，长期以来，乡村振兴在高校教学中大多是以政策文件、统计数据、规划图纸或典型案例的形式呈现。这些材料固然不可或缺，却难以真实呈现乡村转型的复杂面貌。实际上，乡村变革发生在治理与日常生活的交汇处，发生在正式规划与非正式应对的张力之间，也发生在原村民与新村民的相遇与磨合之中。学生若仅凭课堂所学来认识这些议题，知与行之间往往存在难以弥合的落差。

田野研究则提供了一条不同的教育路径。当学生走进村庄、开展访谈、观察日常、与当地居民和各方行动者互动，他们眼中的乡村振兴便不再只是一项政策或一句口号，而是可知可感的生动实践：年轻公务员如何将政策语言落地转化为具体可行的方案，外来创业者如何摸索文化品牌化与社区活动运营，高校实习生如何参与课后辅导、社会关怀、农业试验和服务协调……这些都不再是抽象的案例，而是政策、生计与社会关系在现实中被不断塑造与调整的真实现场。

于是，西交利物浦大学设计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系将乡村建设的研究项目打造成“大学之外的课堂”，让教学与科研在这个田野课堂上更真实、生动地展现。在这里，学生收获的不仅是一手资料，更是追问更深层问题的能力、跨越差异去倾听的方式，以及将知识与现实相互印证的自觉。在苏州市吴江区开弦弓村（江村）的实践中，学生逐渐认识到：空间发展并非仅仅取决于土地利用管控，更有赖于社区信任的积累、地方文化的尊重与居民的切实参与。

此后，我们将教学与研究延伸至阳澄湖区域，进一步丰富这种教学价值。与江村的经验相比，阳澄湖区域的实践揭示了另一组现实问题：生态保护政策如何影响创业准入，旅游导向的村庄规划如何塑造发展机遇，公共服务水平与空间品质如何影响人口的去留，年轻创业者又如何在政策约束与商业创新之间寻求突破。通过比较苏州不同乡村环境的异同，学生得以超越单一案例的局限，对空间差异形成更具深度的认识：乡村振兴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公式，每个地方都需要因地制宜，在治理方式、产业选择、生态条件与人才支撑之间找到各具特色的平衡点。

跨学科科研纪录片创作

如果田野研究可以成为大学之外的课堂，那么大学自身的角色也值得被更多挖掘。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高校不应是脱离乡村、生产理论的机构，而应成为长期深耕教、学、研与实践的伙伴，在政策目标、地方试验、公众传播与人才培养之间发挥积极的纽带作用。

在政校合作机制的支持下，高校师生得以持续开展田野调研和服务学习，村庄也由此逐步成为有制度保障的实验与互学平台。江村的田野研究表明，来自高校的驻村研究正在发挥作用。依托团队制实习和项目的持续推进，驻村研究生参与并支撑着当地不断演进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涵盖课后教育支持、代际沟通协调、农耕体验教育与数字融合服务等多个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与贡献并行不悖——学生在参与真实的关怀、协调、创造与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切实得到锻炼与成长。这种合作关系的深层价值在于，它将“参与”的逻辑从单向输出转向了迭代共进：村庄从中获得新知识、创新方法与更广泛的社会网络，高校则能更接地气、更深入地理解乡村转型在真实制度约束下的展开过程。

纪录片《成为别样：超越既定人生 未被定义的存在们》将这种角色真实记录下来。该纪录片由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的研究者和学校影视与创意科技学院师生合作创作，把以青年为主体的乡村变革研究转化为视觉叙事。其意义远不止于公众传播本身。纪录片创作催生了新的观察方式，参与科研纪录片创作的学生逐渐认识到，拍摄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观察姿态、感知氛围与捕捉互动的方式。镜头捕捉到文本分析难以完整呈现的内容：当事人的举止神态、场所的氛围肌理、劳作的日常节奏，以及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细节与温度。

与此同时，纪录片作为面向公众的叙事媒介，使政策制定者、在校学生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受众，得以用更直观、更有代入感的方式理解乡村振兴的真实处境。

大学，乡村转型的知识与实践伙伴

从西交利物浦大学的乡村实践可以看出，大学可以扮演兼顾政策意识与地方实践的“中间层”角色——在宏观政策议程与微观地方现实之间、在规划意图与生活经验之间、在教育目标与地方需求之间进行转化与调适。这并不是质疑政府决策，而是以研究证据、比较视野和实践性反馈来辅助并深化决策。在政策着力推动差异化村庄发展的当下，大学可以帮助厘清哪些对年轻人真正具有吸引力，现实障碍源自哪里，以及具体干预措施如何能更加精准有效。

对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而言，这种方法值得重视。现行许多政策框架已明确提出吸引青年人才、支持创业兴业、加强乡村治理、改善公共服务等目标，但政策落实往往需要一种“接地气”的判断力，这恰是自上而下规划的局限之处。高校则可以就此补位。通过研究、记录和案例比较，大学可以帮助识别哪些支撑条件对青年扎根乡村真正有效——不仅包括补贴与基础设施，还涵盖社会融入的渠道、社区接口的设计、创业孵化的空间、文化认同的建立，以及制度上必要的弹性与包容。

这种伙伴关系同样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它为规划、设计、社会科学、农业、商学、传媒等不同院系之间的跨学科协作创造了新机遇，有助于推动研究导向型的学生实践参与，强化面向社会的成果转化，并为学术界与地方治理之间建立更持续的对话渠道。通过这种途径，大学的角色也从单纯的知识生产者，延伸至服务区域发展的知识动员者与实践推动者。

迈向研究导向型人才培养模式

西交利物浦大学的这种探索，在当前中国的政策语境下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当“人”的要素已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议题，政策话语也开始日益强调差异化发展、精准投入、人才引进和制度创新。然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始终有待解答：如何让年轻人不仅能够走进乡村，更能以可持续的方式在乡村扎根？

对苏州江村和阳澄湖区域的研究表明，青年能否成功参与乡村发展，并不单纯取决于机会是否存在，还需要同步具备多个维度的赋能条件，包括宜居的空间环境与生活品质、可及的公共服务、清晰的生态与监管边界、可行的创业路径、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及让新来者能够建立社会连结、真正融入当地的接纳氛围。

研究导向型的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模式，在这一问题上能够发挥巨大作用。其一，帮助学生和青年入乡人员以真实的个人体验去认识乡村；其二，训练学生跨部门、跨层级开展工作，将村级观察与县、市乃至国家层面的政策框架贯通；其三，倡导一种重视试验精神、强调沟通对话与社会责任的职业成长路径。在这种培养模式中，学生不再将职业发展局限于传统的城市发展路径，而开始将广大乡村视为可以深耕、创新并有所建树的广阔空间。

大学生在乡村的教、学、研实践对政策创新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基于青年人参与的研究有助于决策者认识到，吸引青年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宣传倡导或单项激励措施，还在于国土规划、治理支撑、产业布局与日常社会基础设施如何在基层形成合力。有时，最需要的可能是一个孵化器、一条灵活的审批通道或是一个综合服务平台；另一些情况下，可能是促进新来者与原住民社区深度融合的机制设计，完善团队式实习的支持体系，或是在生态约束条件下为文化与数字创新拓展更大的制度空间。研究导向型模式并不主张提供普遍适用的标准答案，其价值在于生成更精准、更贴近地方实情的诊断，从而支持更有针对性的政策选择。

从更深的层面看，这项工作所指向的，是一种将研究、教学与社会参与融为一体的培养理念——三者并非各自独立的任务线，而是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研究为学生学习提供真实的社会情境；教育参与为田野工作注入新的活力与能量；地方协作则确保知识始终与公共价值保持内在关联。

这一模式同时促使高校调整人才培养的目标方向。在乡村振兴作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的时代需求下，高等教育所要培养的，不仅是掌握技术知识的毕业生，更是能够研判复杂局面、跨越差异开展合作，并对国家和地方发展需求作出建设性响应的人。在社会空间快速转型的当下，这些能力日益不可或缺。推进乡村振兴，尤其是在苏州这样的先发地区，既需要规划师、创业者和基层治理人才，更需要能够在不同系统之间发挥“翻译”与“转化”作用的人：将政策落实为生活、生产的空间，将创新嵌入社区，将知识转化为行动。

因此，苏州乡村的研究与实践经验指向了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命题：当研究真正走进田野，所产生的不仅是学术成果或传播成效，更是一套新的学习基础设施，一种大学与地方社会之间更深层的联结，以及一条推动政策创新更加扎实的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导向型人才培养并非乡村振兴工作的边缘附加，其正在成为使乡村振兴得以被更深刻理解、更有效推进、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作者金键系西交利物浦大学设计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系助理教授，常莹系西交利物浦大学设计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系副教授。本文图片由西交利物浦大学设计学院提供）

来源：《神州学人》（2026年8期）